《法学丛刊》1936年第4卷第1期刊载了时任主编刘陆民的《悼李次山先生》一文，以示对这一爱国人士的哀悼。

这就难怪他要以三民主义作为重建中国法系的指导原则。[[105]] 蒋澧泉:中华法系立法之演进，载《中华法学杂志》1935年第1卷第7号。

则是法之权威性，受自国家;法之妥当性，来自社会。其他学者也大多认为中华法系产生于三代之前。正是因为这些思想基础的存在，使得中华法系垂数千年而不朽，并且给世界法系贡献独特的思想财富。该刊与南京《中华法学杂志》是民国时期并驾齐驱的两大法学核心期刊。从最初的祭祀仪式开始，到后来的行为规范，礼莫不是因循天意、遵守天理而为，与天道观念至为密切。

[[74]]究竟什么是中国法系的真精神?作者续引德国法学家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的名言，认为法治国乃人民真享有权利之国，权利于法治国为最重要之物。 (四)中华法系的特质 无论是讨论中华法系的思想，还是叙述中华法系的制度，归结到一个中心，就是总结中华法系的特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建设新中华法系服务。因为，主观的法学范畴应当准确反映而不是刻意扭曲客观的法律制度。

[33]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2012年第7次印刷，第68页。同理，在前引刑事诉讼法条款中，任何机关无权中的权，指的是法权力，而任何个人无权中的权，指的是法权利。它充分观照到了18、19世纪与自由资本主义相适应的权利义务原理在国家机关直接作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主体、财产所有权主体或宏观调控主体大规模进入经济过程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向以权利、权力（或权力、权利）话语体系转变的世界历史性趋势。这种哲理性体系应该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并且就其解释而言，是适当和充分的。

[26]反过来看也一样，不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如果一个学科的核心话语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没变，那恰好表明这个学科在如此长久的时期里学术上没有实质性进步。这恰如大幅增加的公共预算要转化为现实的权力，有一个招募和培训新的公职人员和采购新装备的过程，少不了得花费一些时间。

在写作和发表于1847年的小册子《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马克思用第一节专门讨论方法，主要做了七个说明。20世纪在其中叶即已整个离开了权利义务原理，更遑论21世纪。[29] 前引现行《宪法》第102条中的两个有权和《刑事诉讼法》第3条中的无权中的两个权字的英文版翻译，是权遭遇这种情况的经典例证。法权概念的对应实体,是进入以宪法为基础的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各种权。

法权概念的外延，是处在法的范围内的各种权，而其本质或实质，是法定全部利益进而归属已定之全部财产。但是，考虑到绝对方法的名称兼顾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两条逻辑道路，而且表达简明，不仅黑格尔使用，马克思也接受和正面使用这个名称，故笔者还是选择将其称为绝对方法。但两种本本，都有一个与当今我们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原理基本上是一样的。它的第一层次本质是公共利益，第二层次的本质是公共财产。

从百年来中国高等法学院校使用的入门型法学教科书看，近现代汉语法学的基础性话语体系，一直体现在20世纪初年从日语法学引进，同一世纪30-40年代定型、80-90年代以来得到继承和发展的权利义务法学中。其中最深切的感受是，在汉语法学基础理论领域，研究方面使用的话语虽然开始逐渐贴近当代中国法律实践，但在教学领域却几乎依然如故。

所以，至少从外在特征看，实践法学是与权利义务法学有根本差别的法现象解释体系，两者在合理、系统地解释中外今古各种法现象方面不可避免地处于竞争状态。如果在承认权利、权力在法现象层面的差异的前提下，将它们从根本上视为一个统一体，那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

（三）实践法学基于唯物史观选用本质主义方法深化对相关基本的法现象的认识，形成合理的基本范畴体系。我国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当今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国法学却一直没有基于本国特有的法律实践选定自己的基本研究对象、没有抽象出本土的、本民族的法学核心范畴。[31] 磯谷幸次郎：『法學通論』，东京：日本法律學校編輯部，1896 年版，第182-194页。[27] 这类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本书编写组：《法理学》，人民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2010年版、2020年版。或许有人说，这是这些法权和法义务的客体。较之第一条道路，第二条道路是形成法学话语体系的更重要环节。

[26] 卡.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页。然后法权和剩余权向更具体的概念上升：法权上升到权利和权力，剩余权上升到剩余权利和剩余权力。

[31]此后汉语还短暂用其指称过治外法权，但随着历史上非殖民化过程的完成，治外法权和指称这种法权的名词也已自行消亡。[2] 一百多年来，从日语法学引进汉语权利义务法学的有代表性论述，可参见以下教材或论著的相关部分：織田萬：『法学通論』，东京：有斐閣1902年版第147-216页，此书汉译本的相同内容另见织田万：《法学通论》，刘崇佑译，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第129-146页。

[18]历史上采用本质主义的学派群体非常庞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识包括法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的本质主义态度很明显，但他们的本质主义有自己的特点。三、实践法学话语体系的相对优势和正当性马克思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10]以上两方面的道理，应该同样适用于法学。就像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就政治经济学本身而言，认定价值为其核心概念，可谓很正常，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然，它必须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是马克思提出和证明的，是区别于其他政治经济学的标志，虽然它相对于价值概念更具体。采用汉语法学的提法，首先是基于时间上超越当代中国法学的考虑。[20]笔者深信，分析法现象也是如此。

Tong Zhiwei, Right, Power, and Faquanism: A Practical Legal Theory from Contemporary China, trans. Xu Ping, Brill， 2018，pp.1-35,354-368.[4]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马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他说：在最后的抽象（因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只是一些逻辑范畴。

汉语法学在唯物史观引领下运用本质主义认识方法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宝贵成果，但具体在认识权、权利、权力、剩余权、法权、义务、法等关键现象上，尚有待继续深入。[14] [德]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36页。

至于国际法现象，法的一般理论应该也是可以合理、融洽地加以解释的。他说，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

[5] 本书坚持法的三元分类，即将当代世界每一具体国家的全部法律分为私法、公法、根本法三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是分层次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层次的方法论，但它与一个具体学科的范畴体系、理论体系构建，没有直接关系。[12]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1页。这不是汉语法律文本和汉语法学的局限性，而是它们的优势。

本书编写组：《法理学》，人民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7、42-43、46-47、120-138页。[18]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59页。

百余年来法权一词反复出现，但到21世纪实际上只有指称权利权力统一体的法权概念得到过理论论述和逻辑证明，有明确的外延和充实的内容。近年来，对各种法规范性文件的进一步研读和对法律实践的新体验，促使笔者反思过去的结论并终于认识到，作为权利权力统一体的法权在中国宪法、法律文本中不仅有记载，而且属十分常见的现象。

实践法学性质上属于法的一般理论，它不是单纯的宪法学或公法学理论，而是统一解释宪法、私法和公法现象的理论。以法权为核心的7个基本范畴构成实践法学话语体系的基础。